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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張冀（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孫艷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北京對外開放研究院研究員）

　　2023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提出要“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收入中等收入群體正引領中國消費市場實現“增量創新”，群體也是比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加速器和穩定器。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收入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仍偏低。群體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不僅是比重經濟問題，更是收入社會問題。

　　中等收入群體是群體消費的主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有助于提振內需，比重加快經濟增長方式的收入轉變，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群體中等收入群體對社會物質和精神生活的比重發展起著重要引領作用。一方面，收入中等收入群體的群體需求是物質生活水平提高的主要推手。中等收入群體的比重物質生活需求構成了社會總需求的重要部分，其較高的購買力催生了更高品質以及更多樣化的需求，有助于從需求端引領多層次消費體系的發展，促進物質生活條件的極大改善；另一方面，中等收入群體對教育、文化等的追求是精神文明發展的動力。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既能夠提振發展型需求，促進教育事業的發展，又能夠推動享受型消費，促進文化生活的豐富。

　　增加收入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的基礎性路徑。居民收入主要來源于工資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工資性收入在中低收入群體收入結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智力勞動和體力勞動是中低收入群體的最重要收入來源，直接影響居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我國低收入人群占比較高，工資性收入在社會公平和居民福祉方面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穩增長、穩預期和穩就業是穩定和提高居民工資性收入的最主要渠道。因此，積極的財政政策、重大工程的實施以及多項穩就業政策是提高居民工資性收入最重要的保障。

　　經營性收入是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的主要收入來源。普惠金融和減稅降費政策不僅可以有效解決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還可以進一步緩解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經營壓力，提高家庭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是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也是優化收入結構的重要路徑。當前，我國中等收入群體對工資性收入依賴過高，而其財產性凈收入占比約為9.1%，即使北京、上海等經濟發達地區居民財產凈收入的比重也僅為16%和13.5%，遠低于發達國家相應的比重，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結構亟待優化。

　　盡管增加收入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基礎性因素，但居民收入差距過大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主要障礙。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不僅要擴增量“做大蛋糕”，更要調存量“分好蛋糕”。收入分配制度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調節居民收入差距和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比重的重要工具。一是“提低”，即增加初次分配的效率和公平性，增加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推動更多低收入群體進入中等收入群體；二是“限高”，即瞄準高收入群體，通過完善要素分配政策、稅收政策、社會保障制度將高收入群體的財富“轉移”一部分給低收入群體，比如通過初次分配解決壟斷造成的工資失衡、勞動力市場分割和行政阻礙、資本市場的壟斷和信息不對稱、土地制度改革程度和土地市場流轉發展程度等問題。

　　盡管擴增量和調存量是擴充中等收入群體規模的重要路徑，然而，還存在中等收入群體返貧的風險，因此降低家庭風險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重要保障。影響家庭經濟風險的因素有很多，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家庭內部因素，如健康、養老，因此，降低家庭經濟風險是一個系統工程，需要從多方法、多維度協同配合。首先，進一步強化財政政策的就業效應，加大重大項目、重大工程對勞動力就業的吸納力度，穩步提高就業率。加大職業培訓，強化崗位匹配，有利于穩定中等收入群體的持續期，降低其退出風險。其次，借助大數據分析方法，有效銜接社會保障和商業保障，打通兩者之間的“堰塞湖”，降低家庭醫療、養老自付支出。第三，多渠道增加居民收入，提高中等收入家庭抗風險能力，尤其是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在總收入中的比重，降低對工資性收入的過度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