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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李學斌

　　當下，新時學主“主題寫作”作為原創兒童文學的代兒主流和主脈之一，不僅引起了全社會的童文題寫普遍關注， 而且還在相當程度上影響著包括基礎教育、作的之道少兒出版、隱憂親子閱讀等在內的化解整個童年生態。截至目前，新時學主“兒童文學主題寫作”發展之快、代兒勢頭之猛、童文題寫成果之豐、作的之道浸淫之深，隱憂已然使之成為新時代社會生活之“現象”、化解童年文化之“景觀”。新時學主鑒于此，代兒從理論批評層面探討其優劣得失不僅無可回避，童文題寫而且也理應成為兒童文學研究者自覺承擔的職責。

　　“主題”與“主題寫作”釋義

　　首先，要厘清“主題”與“主題寫作”的基本意涵。

　　在筆者的理解中，文藝作品的主題既是理性能力對各種自然、社會現象及其內涵的思維提煉與抽象，也是審美意識訴諸理性觀念的具體呈現和形象表達。具體到兒童文學，作為文學大系統的分支，其“主題”就是指面對大自然和人類童年期的各種現象、事實、情感、體驗、想象、思維，作家通過一部部、一篇篇、一首首兒童文學作品所透示出來的情感態度和價值觀念的集合。

　　而就主題內涵及分類看，兒童文學的主題其實是文學母題在童年文化場域中的審美細化和具體呈現。它既包括民族大義、文化傳承、家國情懷等宏大主題，也涵納生態和諧、 現實參與、生活實踐等社會主題，還體現親子之愛、教育關懷、伙伴友誼等童年主題。足見，兒童文學的主題是一個具有多維結構、多層意涵的類屬、復數概念。

　　也由此，當下社會文化場域中的兒童文學主題寫作實際上存有“應然”和“實然”兩種形態。“應然”的兒童文學主題寫作是廣義的文學寫作概念與普適性的創作實踐范式，它體現了兒童文學創作的文化常態和內在要求，而有的兒童文學寫作者存在對“兒童文學主題寫作”的“窄化”或“功利化”的“實然”理解。兒童文學創作中的“主題”與意識形態、社會組織、文化管理等語境下的“主題”有所重合，但存在著各有所指、各歸其位、各有所重的殊異之處。因此，現實的兒童文學主題寫作，不應該將“應然”和“實然”兩者互為置換，或混為一談。

　　兒童文學主題寫作“癥候”透視

　　在筆者看來，當下的兒童文學主題寫作、主題出版作為原創兒童文學現實生態之“主流”“主脈”，實際上存在著“兩面性”：一方面，兒童文學主題寫作順應新時代要求，勉力講好“中國故事”，確乎是文藝生產踐行“強化國家認同、培育文化自信”的有效方式。“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中國文學歷來有“載道”的傳統，兒童文學寫作聚焦“宏大主題”和“社會主題”，能集中體現原創兒童文學的文化使命和現實擔當，筑牢少年兒童的精神底子和文化傳承；但另一方面，現實中被曲解“窄化”和概念化的兒童文學主題寫作和主題出版，其在體現原創兒童文學社會參與意識與文化建構功能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原創兒童文學的藝術繁榮。這一點應該引起兒童文學創作界和出版界的警惕。

　　具體而言，這種不良“癥候”主要體現在觀念導向、創作形態、閱讀接受等幾個層面。在觀念導向上，一部分兒童文學寫作者和出版者將“中國故事”狹義理解為“重要人物故事”“宏大主題故事”“重大社會故事”，由此，兒童文學主題寫作、主題出版逐漸簡單化為社會政治需求和文化宣傳的“風向標”和“傳聲筒”。鑒于上述文化語境和出版生態的浸淫、影響，在創作形態上，不少兒童文學作家放棄了自己所擅長的題材領域和創作方式、甚至審美追求，投身到種種“宏大主題”“社會主題”的寫作大潮中，追風跟風創作頻出，一時間以“抗日戰爭”“傳統文化”“底層關懷”“鄉村振興”等社會、歷史、文化事實乃至事件為內容主題的兒童文學寫作蔚為壯觀。這些此起彼落的“主題寫作”“主題出版”表面上為新時代原創兒童文學構筑了雄偉的底座、雄渾的基調。但反過來，其中一些圖書簡單化地對重要主題進行圖解，缺乏有效的藝術轉化，同時，新時代以來的種種童年文化“新變”與童年閱讀訴求，被漠視或無視，更加重了創作者對主題創作和主題出版的誤解。在閱讀接受層面，這種有意無意“抓大放小”“避輕就重”“舍近求遠”的“兒童文學主題寫作”與“主題出版”童年文化生態中，原創兒童文學創作、出版與現實少年兒童閱讀訴求之間明顯存在著“供”“需”之間的矛盾與錯位：一方面是少年兒童不斷增長、不斷更新的多樣文學閱讀需求；另一方面則是相對單一并愈演愈烈的概念化、集約化兒童文學主題寫作和主題出版。由此，新媒介時代文化語境下新一代的“數字原住民”不同以往的生命體驗、情感結構、精神訴求，在很大程度上為原創兒童文學所疏于應對、漠然視之。也由此，中國原創兒童文學與新時代兒童讀者之間的新一輪的文化鴻溝，正在現實語境下潛滋暗長，逐漸形成了接受隔膜。

　　經典兒童文學主題表達的經驗與啟示

　　實際上， “主題寫作”并非什么新的寫作概念或創作形態。如同“為誰言說”（讀者對象）、“如何言說”（創作方式）一樣，“言說什么”（創作主題）本來就是兒童文學的三大支點之一。但凡“言之有情、有物、有理、有據”的文學創作，必然都是“主題” 寫作。在個人有限的閱讀視野里，兒童文學中似乎不存在無“主題”的作品，就連安徒生筆下被譽為“有意味的沒有意思”的童話《小意達的花兒》 和丹尼斯·李創作的簡單拙樸、明白如話的兒童詩《進城怎么走法》，都蘊示著“生命的游戲精神”和“兒童的原初智慧”等童年主題，更不必說其他各種題材、體裁和風格的兒童文學作品。

　　在這個意義上，個人認為，相比于“主題寫作”（寫什么）的“廣度”（內容、范圍、類型）聚焦，“主題表達”（怎么寫）維度之意蘊深度、思維高度、審美純度、價值向度更為重要，更值得兒童文學寫作者、出版人關注。世界經典兒童文學早已為我們提供了諸多可資借鑒的范本，比如，同為“彰顯戰爭中的童年精神”文學主題的兒童文學作品，以色列作家尤里·奧萊夫創作的兒童小說《鳥雀街上的孤島》和意大利作家格萊茲、畫家英諾森提創作的圖畫書《鐵絲網上小花》體現了內容主題呈現與審美藝術表達的完滿結合。再比如，同樣是“頑童主題”的兒童文學作品《搗蛋鬼萬巴》《瘋丫頭馬迪根》《小淘氣尼古拉》等，以兒童不同文化語境下千姿百態的“淘氣”言行，彰顯了童年飽滿豐沛的感知力、想象力、實踐力和創造力。

　　兒童文學主題寫作的未來之路

　　在筆者看來，要使兒童文學的主題寫作和出版呈現良好態勢，需要“三管齊下”：首先，無論兒童文學創作者還是出版人，都應該全面深入理解“主題”在兒童文學創作與出版中的“內涵”與“旨向”。也就是從“廣義”上理解“主題”，而不是“狹義”上窄化、虛化或功利化“主題”；其次，抱定“為兒童言說”“為童年立傳”的立場甄別、厘定、確立兒童文學創作和出版主題。此時，對兒童文學創作與出版而言，時代要求的核心應該是廣大少年兒童不斷增長、更新的精神文化需求，而非其他。最后，也是最重要一點，就是無論宏大主題、社會主題，還是成長主題，對兒童文學寫作者和出版者而言，秉承童年本位、持守兒童視角對主題寫作和主題出版都至關重要。

　　依我的理解，在兒童文學主題寫作中，童年本位、兒童視角的價值至少有三：其一，童年本位、兒童視角可以強化作品中的兒童對社會生活的參與性，讓社會發展中的種種場景、現象、人事成為兒童生命成長的有機成分；其二，童年本位、兒童視角可以將社會意識形態、政治話語和歷史語境進行符合兒童閱讀心理的審美化、藝術化處理，增進兒童讀者對文本主題、情節內容的接受、認同；其三，童年本位、兒童視角可以在作品中構建成人與兒童雙視點，也由此形成“兒童—成人”審美對話，進而豐富作品內容結構，深化作品題旨表達，使兒童文學作品呈現多層次、復合性審美效應。

　　而具體到主題寫作中兒童文學作品童年本位、兒童視角的呈現方式，則取決于內容結構、主題定位、素材基礎、形式選擇等諸多要素，要具體作品具體分析，形成具體路徑，沒有“包打天下”永恒、統一的方法、妙訣。

　　21世紀是創新時代。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承前啟后、銳意開拓的創新與創造。當下，以信息和通信技術為核心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已進入深化階段。當生命科學在蛋白質設計、腦機對接、基因重構等領域不斷取得突破；當繪畫、音樂、影視、動漫等童年文化類型不斷探求數字化轉型與產品升級；當生成式AI已悄然融入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時候，立足新時代，原創兒童文學創作與出版的方向究竟該如何確定？原創兒童文學寫作的發展空間究竟在哪里？兒童文學審美突破、文化創新的路徑又該如何延展、開拓？這些問題理應引起兒童文學界、理論評論界和少兒出版界的關注與思考。無論如何，對兒童文學創作者而言，“主題寫作”是兒童文學的題中之義，但就兒童文學審美本質、創作規律而論，要將“合時”“合事”的社會功能導向的價值考量與兒童文學獨特的發展規律和創作要求相結合。原創兒童文學理應對童年文化之駁雜、“主題寫作”之繁復保持足夠的清醒和努力，深思慎取，并深挖開拓。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兒童文學作家）